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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来告诉我,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了我。我说,这个事情不可能。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习主席怎么可能提到我呢?后来,我看了习主席讲话的视频,这才相信了。”当穆罕奈德跟记者忆起7年前的这段难忘经历,仍连连表示“感觉跟做梦似的”。
2014年6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讲述了一个普通阿拉伯青年扎根中国、实现人生梦想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在浙江义乌开阿拉伯餐馆的穆罕奈德·沙拉比。这个故事,也成为了中阿友好的一段佳话。
2014年6月5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我的梦想可以在义乌实现”
在紧邻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稠州北路一带,有上百家各国风味的餐馆,其中有不少经营者是外国人。穆罕奈德便是其中之一。
穆罕奈德来自约旦。2000年,二十出头的他来到广州,投靠在叔叔的餐馆里打工。2002年,他转到义乌开始创业开餐馆,在义乌一呆就是19年。
“他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饮食文化带到了义乌,也在义乌的繁荣兴旺中收获了事业成功,最终同中国姑娘喜结连理,把根扎在了中国。”习近平主席在讲述穆罕奈德的故事时这样说。
穆罕奈德与家人合影。图片为受访者提供
“我当时的梦想就是要创业,成为老板。我觉得我的梦想可以在义乌实现,那我就留下来在义乌。”穆罕奈德操着流利的中文说。
当时义乌已有不少来自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的客商,但有中东地区特色的餐馆却不多。于是,穆罕奈德抓住了商机,开始在义乌追逐自己的梦想。
如今,年过四十的穆罕奈德早已在义乌实现了当初做老板的梦想,和朋友合伙经营着一家新的阿拉伯餐厅,取名“贝迪”。
“贝迪”是阿拉伯语的音译,它的中文意思是“我家”。
“贝迪”餐厅外观。图片为视频截图
“我确定要扎根在义乌”
“习主席点赞我以后,我更加确定要扎根在义乌,我要做好事,来回报义乌,”穆罕奈德这样说道。
刚到义乌的时候,穆罕奈德算是白手起家,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境况是“什么都没有”。
不过,当地政府的开放政策和百姓的热情包容给了穆罕奈德创业很大的鼓励。因此,他从心底里感谢义乌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
“从2004年到2014年,我有十年没回家,没离开义乌。”在穆罕奈德的心里,义乌早已是他的“家”。
2014年对穆罕奈德来说是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在义乌十多年,他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但偶尔也会问自己:“是否还想去别的地方闯荡?”
然而,习近平主席的一番话,不仅令他感动,更让他感受到一份责任,让他下定决心扎根在义乌。
穆罕奈德是个“热心肠”,总是把“我要多做好事”挂在嘴边。多年来,他帮助了不少初到义乌的外国客商,为他们介绍当地情况和营商政策,也会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今年5月,穆罕奈德又自己出资成立了公益组织“奈德之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带动身边的朋友,为当地社会再多添一份贡献。
穆罕奈德出资成立的公益组织“奈德之家”活动合影。图片为受访者提供
穆罕奈德之前的餐厅叫做“花”餐厅。提到这个名字的用意,他说:“我们做好事,要像花一样盛开,把幸福散播给他人。”
“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
“一个普通阿拉伯青年人,把自己的人生梦想融入中国百姓追求幸福的中国梦中,执着奋斗,演绎了出彩人生,也诠释了中国梦和阿拉伯梦的完美结合。”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给予穆罕奈德这样的评价。
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穆罕奈德对中国梦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中国梦不仅仅属于一个人、一个国家。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可以拥抱中国梦,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他们也可以实现各自的梦想。
“中国梦就像一朵花,开花后,其他人全都可以闻到花香。”穆罕奈德说。
穆罕奈德在“贝迪”餐厅接受记者采访。图片为视频截图
在穆罕奈德的抖音和微信朋友圈里,会看到他转发了很多有关习近平主席的视频,并配以“中国国旗”“爱心”等表情符号。不大识汉字的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习近平主席的崇敬之情。“我感谢习主席,他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改变,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机会来发展。”穆罕奈德说。
“我一直在转发习主席的视频,我学习他,他说的话有道理。他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很喜欢听他的。他关心我们,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质朴的话语,满满的真情。
出品人:周宗敏
策划:班玮、陈贽、何玲玲
监制:冯俊扬
统筹:谢鹏、辛俭强、赵悦、徐海静、闫珺岩
记者:罗晨、齐琪、王志斌、王怿文、李涛、王汉卿(报道员)
编辑:辛俭强、李良勇、陈怡、王雅晨、马晓燕、程大雨、唐志强
旁白:俞启涵
鸣谢:义乌市融媒体中心
新华社国际部、浙江分社联合制作新华社国际传播融合平台出品
人生天地间,中国人最讲究的是青史留名。
一般认为,你总会有一个名字的,至于能不能青史留下来,就看你的能耐了。
三国演义里说到两军对垒,领兵的大将会互通姓名,搞得好像是攀亲戚似的。
最威风的回答是“俺乃常山赵子龙是也”或者“俺乃燕人张翼德是也”,对手一听,基本就跪了---这俩是打架里的刽(guì)子手,阎王爷的级别---他们俩在青史就留下了赫赫威名。
西游记说了一个无名无姓石猴的故事,但是终归让菩提老祖胡乱给他按了一个姓名,干着了一份有名有姓扬名立万的事业---有没有这个人没关系,反正青史有孙悟空这个名字。
无名无姓还能青史留名的也有哦。
比如上面这部神话小说里面的“小钻风”“有来有去”“奔波儿霸”“霸波儿奔”,这就是吴承恩的幽默了,说到底那都是一些外号,连别号都算不上---这些小妖怪其实挺可爱。历史无情和残酷的多,大部分的妖怪寂寂无名,他们几个真是幸运儿。
孔子最讲究名副其实,他在论语里说到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是他那个年代,许多人的名只怕也都是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名了。
姓名这个东西,里面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密码。
中国人有姓得从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说起。
那时候盘古刚刚开天辟地。
如果你认为盘古姓盘名古,呃,我简直会认为你就是一个天才---天生的蠢才。
在中国远古的传说之中,盘古开天的时候,天地之间就只有他一个人,要不要名字对于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最要紧的是弄点吃的弄点喝的,姓名这种东西对于拥有他的主人来说根本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基本上他都是供别人使用的。
好吧,如果你一定认为他姓盘名古的话,他也不会反驳你,而我也不会反驳你的,因为意义不大。
今天在广袤的中国,确实有姓盘的存在,如果这些人认为自己是盘古的后代,基本上这也是不错的,不但是不错,而且简直就是光了宗耀了祖了。
好吧,其实那时候根本没有姓氏一说,因为那时候连汉字都还没有发明呢,人们连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思都还没有搞明白,“姓”这个东西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完全就是没有市场。
那到什么时候才有市场的呢?
史前时代,上古神话里面出现了许多神仙一样的人物,按照他们出现的时间轴排序,有名的有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
这些名字到底是怎么流传下来的,我们已经搞不清楚了,据作者猜测,这应该是发音的音译,当年口口相传至今---但也不尽然,或者有后人的再创作和加工。
有巢氏这个家伙应该是搞房地产开发的,他带领他的小弟们搞楼盘建设,开发安居项目,他应该是咱们中国第1个开发楼盘建设吃螃蟹的人。
人类天性亲水,天性怕火,远古时期没有人会想到火,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如此大的进步。燧人氏钻木取火,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时代,他应该是创意烧烤的出品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利用火的家伙,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郑晓龙制作的经典剧《渴望》
郑晓龙
1952生于北京,导演、编剧、出品人。执导《北京人在纽约》《刮痧》《金婚》《甄嬛传》《芈月传》《急诊科医生》等电视剧。曾获飞天奖、金鹰奖、白玉兰奖最佳导演奖。
印象
电视剧行业的拓荒者
作品永远在风口浪尖
著名导演郑晓龙最近热点频频。第26届上海电视节日前开幕,继2004年、2009年后,他第三次出任白玉兰奖电视剧评委会主席。此前他曾四度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导演提名,其中在2008年、2012年分别凭《金婚》《甄嬛传》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导演奖。
首播于三年前、郑晓龙执导的电视剧《急诊科医生》,在2020年从冬天一直被谈论到夏天,半年内累计超3.5亿播放量,被疫情扰乱生活的人们不约而同重温,从中找寻慰藉心灵的片段。同样出自他手,2011年的收视冠军《甄嬛传》,在“B站”又掀起了新一轮解读热潮,年轻人为这部剧剪辑制作了1.9万余条视频,总点击量过4.5亿次。由此可见,郑晓龙的许多作品有两个“不限定”──喜爱的观众年龄不限定,看了又看的时间点不限定。
有人说,郑晓龙是中国电视剧行业的第一批拓荒者,也是电视剧发展的见证者,张国立曾对他感慨:“你总能踩在点儿上。”言下之意,从国内第一部长篇室内剧《渴望》、第一部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第一部境外拍摄剧集《北京人在纽约》,一直到引起轰动效应的《甄嬛传》,郑晓龙的作品几乎在每一个时代,都能占据收视热点。看似巧合,其实也恰恰说明了郑晓龙对艺术的敏感度和掌控能力。
同样是在2020年,由郑晓龙任总导演、李晓明任总编辑,反映“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事迹的重大现实题材电视剧《功勋》已进入创作阶段,计划于2021年7月播出,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功勋》通过“国家叙事、时代表达”的艺术手法,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的叙事,讲述获得“共和国勋章”的八位功勋人物──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的故事,呈现他们忠诚、执著、朴实的品格和矢志不渝、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模范精神。郑晓龙还担任了《屠呦呦》单元的导演,其他单元的导演分别为沈严、林楠、杨文军、毛卫宁、康洪雷、阎建钢、杨阳。郑晓龙表示:“对于《功勋》,主创成员已有共识,不刻意拔高,忠实地塑造人物,把他们何以成为功勋人物、何以被国家授予至高荣誉的故事讲好,把这个重大题材拍好,一定要让老百姓看得进去、看得喜欢。”这也是他一贯坚持的方法。
把电视剧拍得更好
价值观端正,老百姓爱看
记者: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被称为“风向标”,作为本届评委会主席,您怎么看待这个奖的价值,今年有哪些新意?
郑晓龙:这是一种双向确认,人们从“白玉兰”的选项里确认中国电视剧更好的模样,而最终获得“白玉兰”品质认证的好剧,又贴合了观众的想象和喜好。我觉得“白玉兰”的关键词就是,老百姓爱看,价值观端正,人物的刻画真实而准确。
记者:您的电视剧曾参加过无数次评奖,您怎么看待评奖这件事?
郑晓龙:奖项从来不是创作的唯一追求,广大观众的认可、经得起时间的沉淀,这对创作者来说可能更重要。不是获奖就是好作品,也不是什么高收视就绝对是好作品。大浪淘沙,历史留下来的才是好作品。历史会淘汰一些烂东西,十年后论成败,经得起反复重播的才是精品。
记者:当下重大现实、重大革命、重大历史题材已成为电视剧创作的主流,您也担任了《功勋》一剧的总导演,您觉得这类题材怎么才能拍得更好看,更吸引人?
郑晓龙:《功勋》是一部讴歌共和国功勋人物的献礼作品,英雄、功勋、楷模,绝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就在人群之中,年复一年地奋斗着,只是当我们回过头去凝视来时路,才发现他们完成了了不起的事,历史选择了他们,他们没有辜负历史。今天人们对英雄的认知比以前更宽泛了,比如英雄不仅是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中的人物,也可以是默默耕耘的人,他们在时代和人民需要之时做出了凡者不凡的事。我依然相信,把英雄当成真正的“人”来拍,是奏效的。英雄也是普通人,他们和所有平凡人一样,有着生而为人的普遍情感,但他们身上也有着能成就功勋事业的特质,比如坚韧不拔的精神、敢于迎难而上的勇气,这是人类共同向往的崇高精神。
记者:具体操作起来有哪些好方法?
郑晓龙:找准选题、讲好故事、推出精品,力争拍出史诗般的作品。采访、调研、创作、拍摄,所有的各个环节,都要去粗取精、反复打磨,深入人物的家庭、工作场景,进行深入采访,还原真实、饱满的人物形象,做到可看性与正能量的统一。我们不追求把每个功勋人物写成长篇传记,而是截取他们人生最华彩的一部分,做到主题突出、结构精致、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紧凑,既追求分组故事风格各异,又要实现整体的统一融合,让广大观众看得懂、看得进、喜欢看。
大浪淘沙后留下的经典
无不具备现实主义基因
记者:张国立曾经评价您总能踩在点儿上,几十年来您参与的电视剧大多能获得成功,是点儿踩得准吗?
郑晓龙:其实无关踩点儿准不准,这是现实主义态度在创作上的成功。现实主义与现实题材不能画等号。穿着时髦的衣服,穿梭于都市,只能表明剧是现实题材,但有的现实题材难免悬浮,或把职场拍成了爱情剧,或把生活拍成了偶像剧。在我看来,现实主义代表了一种对生活、对世界的认知态度,而这个态度是客观、真实的。所以,现实题材未必具备现实主义态度,而现实主义创作可以不局限于现实题材。中国古典名著,但凡能称精品的,其作者几乎都秉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有真实而客观的描述,能诚实地面对那个时代的现实、那个时代人的特性,也因此能为后世提供认知的价值。拿《红楼梦》来说,它被喻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虽说曹雪芹并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但他客观真实地描写了大观园里那些人的故事,作品就能成为镜鉴,后人就能看到他以现实主义态度勾勒出的人物形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百态,也因此它成为精品,成为文艺的丰碑。《甄嬛传》虽是古装剧,但我也是按现实主义的态度去拍的。甄嬛的一生是对封建帝王社会落后的等级制度、婚姻制度的批判,是饱含悲剧意味的一生,是在华服之下被人性枷锁困住的悲惨生活。
记者:影视和文学一样,经历了现代派,后现代主义等潮流,如今看现实主义也没有过时。
郑晓龙:现实主义的永恒魅力,在于时代之真与人性之实的顺利会师,越符合人性的真实,越会有人感同身受,因为文艺作品中那些光明的、晦暗的、游移的人性表现,跟生活何其一致,跟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再去往未来,也都是共通的。从荷马史诗到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托尔斯泰、狄更斯的作品,无不是大浪淘沙后被历史留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精品。纵然隔着时间、空间,都能够经得起考验,被一代代世界人民认可、传扬,因为这些经典中无不具备现实主义的基因。
记者: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一是创作难度比较大,二是内容不太好把握,所以可能这些年电视剧中现实主义题材的精品不多。
郑晓龙:中国大变革几十年,题材最丰富,只要你关注老百姓,就不会缺题材。我们这些影视作品的编剧、导演,是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人,不可以只为挣钱养家糊口,我们是在创造精神产品,就应该有价值观方面的要求,就应该有正确的历史观。拍戏要按生活逻辑而不是戏剧逻辑,和老百姓结合紧密的作品不会过时,脱离才会过时,观众也会选择有正确价值观,或者说有营养的作品。
医疗剧与现实密切相关
让观众对医护人员肃然起敬
记者:疫情突如其来,有网友翻出了《急诊科医生》重看,有很多感触。
郑晓龙:医疗剧与现实密切相关,让观众看见医生护士真实的生活,更看见他们无悔的付出,其价值正在于此。我其实很喜欢医疗剧,2001年就拍了《永不放弃》,播出后得了飞天奖。医护人员是个神圣的、值得所有人肃然起敬的职业,医院则是见证人类生命中重要节点的场所。用医疗剧反映人在生老病死面前的态度,同时为医护人员写传,对于电视剧的创作者来说,不失为幸福的使命,因为电视剧首先是一门承载价值观的艺术样式,是能传递真善美、滋养人心的,其次才是面向市场的文化产品。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提出,电视是大众媒体,是走进千家万户的,所以电视剧不为某一群人专属定制,而是为最广大老百姓服务,不问年龄性别、不论知识水平。从普通人的视角观察,从平凡人的情感需要切入,你的故事越能观照普遍的生活,就会被更多的观众接受。
记者:拍摄时您怎么教演员演戏?
郑晓龙:主要是看他适合不适合,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适合。我觉得演员演自己比较容易,所以你给他一个跟他本人相像的角色,他能够得着的角色,特别重要。一个演员不是什么角色都能演的。所以要选演员,后期教那是工作的一部分,但如果前面没做好,后期就特别费劲。
记者:您从中国电视剧的起步阶段一直做到现在,您觉得最近这些年这个行业有哪些变化,前景如何?
郑晓龙:现在我们有快速反映当下、记录时代精神的时代报告剧,也有在沉淀一段时间后、努力以更深刻更艺术的手法来表现时代的作品。我们有长篇电视连续剧,也陆续展开了中短篇、单元剧的创作,甚至包括网剧在内,电视剧从业者以他们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的客观认知,在认认真真地为观众讲故事。随着时代变迁,中国电视剧的观演关系进入到良性阶段,观众的审美愈发接近生活的本真,中国电视剧的创作也步入了梯次更为丰富、表达形式更为多元的发展轨道。
“爆款”制造者郑晓龙
三十年前拍电视剧不挣钱
但传播真善美,社会效益惊人
我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在北京的部队大院长大,后来当过兵。1982年,我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做编辑,那是中国第一家专业影视制作公司,当时叫差额拨款单位,国家每年拨款400万元,但全体人员的工资需要700万元,所以要靠拍电视剧挣钱发工资。那时中国电视剧刚刚起步,飞天奖设立了一个丰收奖,凡是年产量12集以上的电视台,就可以得奖,因为那时中国的电视剧绝大多数都是一两集的单本剧。
1984年,我担任主管生产的中心副主任,组织拍摄《四世同堂》,28集,是中国第一部长篇连续剧。此前老舍先生为人熟知的作品是《茶馆》《骆驼祥子》,电视剧播出后,这部小说成了老舍先生影响最大的作品。
那时拍电视剧也没有赚钱的概念,电视台虽然有广告了,但依旧缺钱,各台之间互换节目有一个交换价,每分钟大约十几块钱,这笔费用有时会分给我们制作公司一部分,但远远不够成本,如果想继续生产,就得向上级打报告要钱,很困难。
有了第一部连续剧,又想做第一部室内剧,因为大伙知道这个成本低。1988年,我跟陈昌本、郑万隆、王朔、李小明,在蓟门饭店吃着饺子,聊出了一位集多种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中国女性的故事,起了个名字,叫《渴望》。拍《渴望》花了102万元,一共卖了50多万元,连本儿都没回来。可是社会效益惊人,用万人空巷形容毫不为过。1990年底在《渴望》的座谈会上,专家评价说,这部剧找到了人民的审美理想,观众喜欢《渴望》,其实是在呼唤生活中的善良、真挚和温情。
《渴望》之后,我手头有两个戏,《皇城根儿》和《编辑部的故事》。《皇城根儿》与《渴望》有些类似,我提出先拍《编辑部的故事》,因为一起玩儿的这群人大部分是作家,对编辑这个职业比较熟。我有一点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想到了,但没有平台,我想的能实现,因为我主管生产。我们大家在宾馆开会,设置角色,牛大姐、李冬宝、戈玲、刘书友、于得利、老陈,列出几十个话题,分头去写。又选定了葛优,他那时刚拍完《顽主》。这部电视剧的收视没有《渴望》高,但是重播率却高于后者。姜文看了之后说:“电视剧还能这么拍?”要跟我合作,于是有了《北京人在纽约》。
1993年拍《北京人在纽约》,投资150万美元,到美国实景拍摄。这部戏央视以五分钟贴片广告买断了国内版权和海外版权,在此之前都是给稿费,给个几十万元算便宜你了。我们和央视共用版权,当时谈的是十年,按刊例价,正好是我们投资的150万美元。
创作《金婚》时,每集要找出一个话题,开头、结尾、矛盾、冲突、起承转合,争取把婚姻问题一网打尽,而且主人公不能离婚,离婚再复婚就不算金婚了。编剧王宛平经常写不下去,就召集十几个人一起开会,每人贡献自己的生活体验。《金婚》在大连的单集收视率达到了28%,在北京播第42集时超过20%,一般超过10%就算热播剧了,最终成为2007年电视剧收视的冠军。
当年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时,大家挂在嘴边的有一句话──电视剧人是“松土”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人性的复杂是生命的真相,一部电视剧未必能撼动人、改变社会,但我们可以传播人性中的故事,让观众对社会、对人性有更充分的认知。在了解之上,更好地建设社会、温暖人间,最终达到传播真善美的使命,起到“松土”的作用。现在这样的话依然适用。